人都是趋善的，人都不想虚度此生。但是，有的人一身轰轰烈烈，建功立业；有的人只能平淡无奇，劳了无功。有的人崇高伟大，受人敬仰；有的人费尽心机，遭人鄙弃。同样是人，同样是生存，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，追求的目标不同。

人是什么？人是精神和物质的中介，是有限精神对必然性的统摄。人的肉体是物质组成的，物质就必须遵循机械运动，精神把这个机械运动体系纳入了生命统一体的新陈代谢之中。爱护这个生命体，维持生命体的运转和延嗣就是精神对物质的胜利。爱己，自我保存是一切感性生命体的本能活动，吃、穿、住、爱欲、避害趋利和追求舒适是人生存的基本需要。

人区别于有生命的动物是人有理性的，理性使人摆脱了自然的束缚，能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活动。理性把人提升到社会的`人，社会是精神的空间。如果动物面对的是物质世界，那么，人面对的是精神世界。一个脱离了社会的人不是天才就是怪物。人呱呱坠地后就受社会风俗习惯的熏陶，人的生活受法律规范的限制。生产，分配和消费决定了你的生存方式，教育、文化和政治决定了你的价值趋向。争取社会的承认，获得人们的尊敬，这是一切`文明人的需要，不管你的地位多高，不管你的财产有多少，只要被社会抛弃，成为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人，是对人的最大惩罚。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，不管你智商高低，只要你获得社会的认可，你同样能获得平安和幸福。

不管是生命的人也好，社会的人也好，都不是人的真正本质，人的本质是他自己，是他的本性，是他的自由和创造，这样的人我们叫他“理念”的人，有思想的人，追求真善美的人。人的肉体是物质组成的，人的精神却与神性是同一的，人既能

　　世事浩如烟海变幻莫测，跟着感觉走临时应付，无异于自暴自弃。为免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，人们渴望掌握颠扑不破的确凿真理，凭了它，便可化繁为简以不变应万变，如鱼得水一帆风顺。英国大哲罗素爱心博大，以为世界找到若干“确凿”的真理为己任，一生兢兢业业，享年99岁之久，最后还是不了了之。
　　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是儒家基本伦理。将心比心，自己不喜欢承受的，也就不要强加于他人；不喜欢绿帽，就别费事给他人戴绿帽；不喜欢被人欺负，就别欺负他人；不喜欢被人议论隐私，就别对他人的隐私太感兴趣；不喜欢上当受骗，就别弄虚作假……举一反三，似乎可以囊括无穷。可惜问题没有这么简单，谁都不喜欢他人对自己“疾言厉色”，但这是否意谓在教育或管理中须无条件地排除“疾言厉色”呢？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包含的逻辑推论“己所欲，可施于人”，就更经不起推敲了：你喜欢吸烟，能要求别人也吸烟么？你喜欢当官发财，能要求别人也唯此为大么？你的脑袋喜欢被人家管着，能要求别人也有此嗜好么？
　　不错，要“童叟无欺”，然而，如果一个得了绝症的病人向你咨询病情，你该不该坦诚相告呢？如果你有幸“躬逢”1957年的“阳谋”或者“无产阶级大革命”的盛典，你该不该如实表达肯定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无穷灾难的“不同意见”呢？
　　“善良和宽容”，当然是好品德。如果你恰好呆在一个大家都很仁慈的环境，你会很幸福。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好运，一个单位有那

置等量的砝码于天平的两端，就取得了平衡。平衡不但是一种美，而且是美的享受，它属于美学范畴。
　　

平衡的身体不易摔倒，平衡的心理精神饱满，人是须臾少不了平衡的。然而人生在世，平衡与非平衡总是相伴而行，形影相随的。有时我们会觉得平衡，有时我们又会觉得不平衡。也就是说，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是平衡的，而在另一段时间内我们是非平衡的。人非草木，孰能平衡？在这件事上我们觉得平衡，在另一件事上我们又觉得非平衡。而为人处世又总是要求我们善于从平衡处看到非平衡，以防患于未然。并在非平衡时能学会驾驭自己的情绪以达到平衡，尽量求得自己心理的安定，去创造美好的人生境界。
　　

若有支点，就能把地球移动。平衡也一样，须有一个灵魂的支点。物理学上的平衡取决于杠杆上的支点。心理上的平衡也要有一个支点，这个支点说白了就是人生的坐标轴。池田大作是日本著名的社会活动家，他说：“当你将要迷失自我时，找到一个能确定自己位置的坐标轴是很重要的。”我们面对人生的得失，容易产生非平衡的心理，比如，在经济发达的今天，当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活得潇洒、活得舒服时，心理的天平就自然与不自然的要发生倾斜，很是觉得同在蓝天下、同在地球上自己怎么就活得不如人呢？这时，心中别提有多委屈喽。也往往在这关键的时刻，就极需要我们调整好人生的支点，把坐标定在学习、求知和对社会的奉献上。想想那些学习比自己好的同学，想想那些在教育战线上任劳任怨工作着的前辈先师们，他们的事业成就那么大、对国家的贡献那么多，也不一定会挥金如土般的尽情地去享受。我们只有在工作和学习上向高标准看齐，生活和消费上向低标准看齐，实现心理的平衡就会容易很多。反之，

        举世将名人言论当作圭臬，其实名人的偏见俯拾皆是。

孔夫子有个影响深远的著名偏见——“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，近之不逊，远之则怨”。“近之不逊，远之则怨”为人之常情，将句中“女”字换成“男”字，同样可以成立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妙在不即不离之间。

　　无独有偶，从骨子里瞧不起女性的亚里士多德，不仅认为她们弱智甚至“牙齿也比男性少两颗”。撰写《西方哲学史》的罗素调侃道：只要亚里士多德先生肯请亚里士多德太太张开嘴巴，用举手之劳数一数，便可避免这一荒唐偏见。

　　有人说，“创作时的拜伦是一个离莎士比亚王座最近的天才，恋爱中的拜伦是不折不扣的魔鬼的化身。”拜伦对前者照单全收，对后者大颜不惭：“谁写作不是为了取悦女人？”撇开女性写作动机不谈，相当一部分男人的写作是为了声名、金钱、痛苦、妒嫉和使命感，取悦女人仅仅是他们写作劳动的副产品。